药品强制许可——守法预期与法律风险的边界在哪?

先把一个事实摆上台面:我国《专利法》1985年施行至今,公开信息里还没有出现过一例颁发给药品的强制许可。制度在那儿,扳机没扣过。这事儿本身,就值得琢磨。

两组对比:合法与违法之间,其实还夹着一层

同一件事——把一个还在专利期内的药品造出来卖——可以走出完全不同的两条路。

模式一:有许可 vs 没许可。

路线A:专利权人自愿签署实施许可合同,被许可方按约付费、在约定地域和期限内生产销售。走的是《专利法》第十二条: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实施他人专利的,应当与专利权人订立实施许可合同,向专利权人支付专利使用费。

路线B:一份许可都没拿到,照着公开的专利文献把原料药合成出来,注册、投产、上市。这就直接撞上《专利法》第十一条——未经专利权人许可,不得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其专利产品。后果是停止侵害加赔偿,数额按权利人损失、侵权获利或许可费倍数计算;都算不清时,现行法允许在人民币三万元到五百万元之间确定金额(第七十一条)。

模式二:两种都不违法,责任却不一样。

路线C:自愿许可。谈得拢就有得谈——地域、期限、数量、独占还是普通、使用费怎么算,全凭意思自治,事后有争议走合同纠纷的路。

路线D:强制许可。它是行政决定开出来的口子,口子的大小由别人定。现行法底下,被许可人不享有独占的实施权,也无权允许他人实施;实施主要应当为了供应国内市场;强制许可的理由消除并不再发生时,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还应当根据专利权人的请求作出终止实施强制许可的决定。三条约束叠在一起,路是通的,但路是窄的。

两条路摆一块儿看,全文唯一的关键区分变量就浮出来了:实施权的来源——到底来自专利权人自愿的授予,还是法律基于公共利益强行介入,以及由此锁定的实施范围、期限与对价弹性。

TRIPS协定药品强制许可与公共健康多哈宣言制度示意图
TRIPS协定药品强制许可与公共健康多哈宣言制度示意图

法律画像:一部专利法里的“例外开关”

药品强制许可挂在知识产权法门下,归属专利法,性质上却带着浓重的行政色彩。许可不是法院判出来的,是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作出的行政决定;不服的,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行政机关做决定、法院做审查,这条轴线得先捋清楚。

条文层面,几道关键闸门。

——第四十八条,申请型的两款。专利权人自专利权被授予之日起满三年、且自提出专利申请之日起满四年,无正当理由未实施或者未充分实施其专利;或者专利权人行使专利权的行为被依法认定为垄断行为,为消除、减少该行为对竞争产生的不利影响。这两种是“可以申请”的。

——第四十九条,公共利益型的兜底。在国家出现紧急状态或者非常情况时,或者为了公共利益的目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给予实施发明专利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强制许可。这一条是主动的,不需要谁来申请。

——现行法中还有单独的一条,专管公共健康目的下的药品出口型强制许可:制造之后出口到符合我国参加的有关国际条约规定的国家或者地区。国内修法和TRIPS协定第31条之2是配套的。

程序上还有一道不低的门槛:申请强制许可的一方要提供证据,证明自己已经以合理的条件请求过专利权人许可,却没能在合理的时间内获得许可。谈过、谈不成,才轮得到公权力。谈都不谈就伸手,门是关着的。

保护的法益是三层叠在一起的——专利权人的排他私权、公众的用药可及性、以及市场里的竞争秩序。三层之间天然打架,制度才需要留这么一个不轻易打开的开关。

权利义务的不对称也就在这儿。专利权人握着“说不”的权利,说“不”几乎不要成本。想拿强制许可的一方呢?先协商、再举证、再等审查决定,拿到手还得付使用费、还不独占、还可能被终止。一边是盾,一边是甲加锁。懂了这个不对等,才不会把强制许可想成一件顺手就能用的工具。

资料观察:制度热,落地冷

国际上这套规矩的源头是TRIPS协定第31条,配套文件是2001年多哈《TRIPS协定与公共健康宣言》。2003年8月30日,世界贸易组织总理事会作出决定,对第31条(f)(h)项给出豁免,解决“有产能没专利”的国家怎么拿药。2017年1月23日,TRIPS协定第31条之2(第31bis条)正式生效,把临时安排固化为长期机制。据世界贸易组织公开的通报信息,这一机制从2003年确立到近年,实际通报使用的记录屈指可数。

国内配套是《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国家知识产权局2012年以局令形式公布,当年5月1日施行,把请求、受理、审查、裁决的流程写细了。

落地的温度呢?冷。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开信息,我国自1985年《专利法》施行以来,尚未颁发过药品强制许可。学界主流解释是这个落差并不奇怪:强制许可的威慑价值可能大于它的实际使用价值——它更像是谈判桌上的一枚背景棋子,而不是随手可取的药箱。2020年修法把药品出口型强制许可写进去,立法理由层面是完成TRIPS协定第31条之2的国内履约接口,不是踩产业政策的油门。

这段观察对普通人的意义只有一个:别把“制度存在”等同于“结果可得”。

制药企业原料药生产车间GMP洁净区实景
制药企业原料药生产车间GMP洁净区实景

三阶动作:把“能不能做”拆成“什么时候做什么”

事前。时间节点是项目立项或进口计划定下来之后、实际生产之前。履行方式是先做专利检索,把目标药品在我国的专利法律状态查清楚——有效没效、还剩几年、权利要求覆盖到哪一步;同时发出书面的许可要约,数量、地域、价格、期限都写明白。要留的凭证是检索报告、要约函、送达记录,以及对方的回复,哪怕是拒绝。

事中。时间节点是进入强制许可请求程序、提交请求的同时。履行方式是按《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的要求递交请求书和证据,特别是“已在合理的时间内以合理的条件请求许可而未能获得许可”这条证明链;使用费单独计提,别和生产成本混在一起。要留的凭证是请求受理回执、证据清单、计提凭证和对应银行流水。

事后。时间节点是许可决定生效之后、每一批产品出厂之前。履行方式是逐条核对决定书确定的实施范围和期限,涉及出口的,再核对目的国是否属于我国参加的国际条约所涵盖的成员;强制许可的理由消除时,配合终止决定。要留的凭证是决定书及公告截图、销售流向台账、使用费支付凭证。

一句话收口:药品强制许可真正的门槛,不在“公共利益”这四个字有多宏大,而在于能不能拿出“我努力谈过、谈不成”的完整证据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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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药品强制许可——守法预期与法律风险的边界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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